□ 高雅 王俊逸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职业经理人入村”。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大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有序引导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服务，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强调了乡村人才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此前，2019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包含“农业经理人”（即“乡村CEO”）在内的13个新职业。全国各地掀起了“乡村CEO”制度实践的热潮，云南省亦积极推动“乡村CEO”制度落地生根。培育“乡村CEO”，应提高认识、科学规划、创造空间、留住用好。

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乡村CEO”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农业功能不断拓展，我市乡村产业呈现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趋势，以往依靠小农户、小村庄的经营模式难以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且多数村干部也不具备经营管理能力，发展乡村产业迫切需要引入经营管理型人才。目前，我市乡村人才培养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选树一批本土致富带头人；另一种是吸引返乡创业人才。这两种途径均有其局限性，致富带头人属于稀缺资源，往往可遇不可求；吸引返乡创业人才多是基于他们对家乡的情结，其供给量也是有限的。当本土人才无法满足需求时，探索人才市场化运行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乡村CEO”聘用制是乡村人才市场化的初步探索，也是解决目前乡村经营管理型人才匮乏问题的重要途径。

科学规划，积极培育“乡村CEO”

培育“乡村CEO”，要根据地方需求，在数量、结构等方面科学规划。为此，应基于外引内培相结合的原则：一是市场化聘用一批。完善“乡村CEO”招聘机制，采取市场化招聘形式，鼓励由县级政府支付市场化薪酬聘用“乡村CEO”，并优先派往有一定产业基础但经营能力弱的村庄。二是培育产生一批。一方面按照需求导向、协同推进，培育多类型乡村人才。由市级层面制定“乡村振兴人才培养规划”，从农村生产第一线挑选一批高素质农民，从技能到经营管理理念、农业政策法规、市场营销等内容系统化开展培训，并实现“训前—训中—训后”精准服务，即“训前”聚焦需求导向；“训中”建立科学的课程体系；“训后”搭建资源对接平台，实时分享资源、经验等。培训需要稳定的培训场所和师资力量，可以把农广校整合形成具有稳定工作体系和师资力量的机构，也可选择一些具有良好培训条件的高校和企业承办“乡村CEO”培训。另一方面，完善“政、企、校（研）、村”联合培育机制，政府主导，牵头制定农村人才需求清单；高校、研究机构发挥智力支持作用，开设农村职业经理人、产业运营等相关专业，为乡村人才培育提供教学支撑；利用企业的资金、市场和技术优势，为丰富乡村人才培训资源提供多渠道支持。同时，发挥村庄的“实战基地”作用，将高校培养的农村实用人才放到乡村实战场进行社会实践，提前适应农村社会。

创造空间，留住用好“乡村CEO”

“乡村CEO”能否留得住用得好，关键靠体制机制作保障。一是以“留”为先，完善引人留人配套制度。由人社、农业农村等部门联合制定出台引进、培养、激励“乡村CEO”的制度，支付“乡村CEO”市场化薪酬，增强“乡村CEO”与所在村庄的利益共享度。通过科学评估“乡村CEO”对集体经济的增值贡献，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利益分成，此外，可以出台利好政策，为“乡村CEO”提供住房、子女上学、社保缴费等方便；给予“乡村CEO”晋升空间，建立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等激励机制，向团队的优秀成员提供考取乡镇（街道）事业编制的名额，通过组织吸纳的方式提高“乡村CEO”身份的认同感、获得感。二是以“用”为要，创造“乡村CEO”发展空间。“乡村CEO”进入村庄后要对接外部市场和农村内部社会，经营乡村远比经营企业更为复杂。因此要发挥“乡村CEO”作用，应当为其创造经营管理空间。明确村委与“乡村CEO”职权为根本之策，做好职能权限划分，下放给“乡村CEO”一定的财权、事权，让其对运营公司拥有经营权。村民委员会也要为“乡村CEO”开展工作创设条件，帮助其扫清乡村人情关系障碍，让其全心全意经营村庄。

（作者单位：中共玉溪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