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末期至民国初期，一大批玉溪人来到省城昆明，目的各有不同：青少年为了求学；民间艺人、工匠为了讨生活；而富人、商人多半是为了到大城市“淘金”。到了1920年，在玉溪籍辛亥名将李鸿祥的主持下，玉溪人在昆明老城南城门口、忠爱坊西侧买了一块地，建起了一条商业街——玉溪街，吸引了无数玉溪商户、手艺人到此发展。借助这个平台，老玉溪的饮食、戏剧、工匠等地方文化得以在省城广泛传播。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因为听了朋友的劝说“大地方比小地方好谋生”，便于清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带着家人来到昆明，悬壶济世，谋求更好的发展，成为早期众多闯荡省城的玉溪人之一。

聂鸿仪到了省城后，最早租住的房子在哪一条街，专家学者的观点历来不统一，本专题将尝试作出考证、解析。

第一次搬家

在上一个专题中，记者引用了聂鸿仪手札上的一句话：“原籍新兴州城内，鲁贤祠街住人。”因此知道了聂鸿仪的籍贯为“新兴州城内”，住处则是在“鲁贤祠街”，并且考证了鲁贤祠街与北门街在清末光绪年间并非同一条街。之后，记者又查阅到一位在老州城出生的学者冯立学的回忆文章。在他的记忆中，鲁贤祠街与北门街确实是老州城两条不同的街道，只是并非相交，而是相接。冯立学出生于1941年，其对鲁贤祠街的回忆也多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情景，因而记者暂时不能确定他记忆中的鲁贤祠街位置与光绪年间的是否一致。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清末老州城的鲁贤祠街是成春堂医铺较早的开设地。

据当代学者的研究可知，聂鸿仪早年间在新兴州行医，因医术高明，有着“着手成春”的美誉，故其医铺称为“成春堂”，他在新兴州行医时成春堂就已经存在了。从聂家在昆明的成春堂铺面布局、设置来看：临街的房间是“药房+诊室”，后院的屋子是“制药间+家人起居室”，铺面与居室是一体的。另外，从学者陈泰敏发现的成春堂医书手札记载的内容来看，聂鸿仪是一个勤奋、能干、圆融、通达的老玉溪中年男人，成春堂的这种经营布局模式应该是在新兴州时就已经形成的。聂鸿仪称成春堂为“医铺”，而非药铺、药房，也说明他不仅能抓药，而且还能出诊帮人看病。成春堂的医书手札完整记录了聂鸿仪行医、坐诊的作息时间：

每日清晨自八点钟起，看到下午两点钟止，三点钟出街，迟则不候……

可以看出，聂鸿仪将医铺与住所合二为一，主要还是为了坐诊、出诊，特别是夜间出诊的方便。以此推断，老州城的鲁贤祠街应是成春堂较早开设地。而从北门街到鲁贤祠街，有可能是聂家居所的第一次迁移。

专家的观点五花八门

聂鸿仪何时将成春堂迁入省城？玉溪文史专家梁耀武、李文彦、曾庆延都认为是清代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不知有何出处。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时间最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成为玉溪文史专家的共识。从陈泰敏发现的成春堂医书手札记载来看，清代光绪三十年（1904年），聂家已经在昆明城中开设成春堂。据陈泰敏的研究，这一年，聂鸿仪将新兴州自家的秧田二十余亩典让给同乡商人，获得纹银六百两，其目的就是为成春堂的经营筹集资金。这个发现对玉溪三位专家的观点也算是一个佐证。

聂家从州城鲁贤祠街迁入省城，第一处居所在哪里？省内外专家的观点五花八门，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是“甬道街说”，代表学者为玉溪聂耳研究专家崎松。其著作《国魂聂耳》中说：“聂鸿仪在清光绪末年，带着全家人到昆明市甬道街租房子，悬壶行医……”其编写的另外一部著作《聂耳和国歌》以及学者王懿之所著的《聂耳传》也有相似的表述。

其二是“端仕街说”，代表学者是李文彦、曾庆延。在《中国·玉溪九龙池》一书中收录了李文彦与曾庆延合著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一文，文中说：“聂耳的父亲聂鸿仪，是玉溪颇有名望的中医。他家世居州城北门街3号，1902年迁居昆明行医，在端仕街开设了成春堂中药铺。”学者吴宝璋所著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也持相同的观点。

其三，表现为观点多个并列，让读者无所适从。代表著作为昆明市文史研究馆所编的《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在这本书的第一篇第一节《昆明是我家》一文中，作者是这样表述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新兴州城（1916年改名玉溪）中医聂鸿仪和妻子彭寂宽带着两个孩子到昆明谋求发展。先在昆明登仕街44号租房设馆行医……”而在本书同一节的另一篇文章《父兄是一条船》中则表述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天，聂鸿仪举家从玉溪迁居到省城昆明，在距离总督府衙门几百米远的甬道街租下一栋小楼，挂出‘成春堂’招牌接诊行医。”同一年，聂耳一家在昆明租住的居所，前者说的是“登仕街”，后者说的是“甬道街”，显然已自相矛盾。

昆明市文史研究馆的专家、学者，提出“登仕街44号”的观点，其出处有可能是聂耳在1929年4月23日的日记中记录的一则备忘录：“云南通信处：聂子明端仕街44号……”并主观认为“登仕街”与“端仕街”同街异名。

手札与县志对应上了

是否存在“登仕街”这种说法呢？陈泰敏发现的一百多年前的成春堂医书手札，其中一册第一页开篇这样记载：

聂翼廷儒医内外方脉，本医铺原住登仕街中，今移房甬道街东二廊中间双合铺面……

聂翼廷，即聂耳父亲聂鸿仪。从这篇珍贵文献的记载可知，甬道街72号并非聂家迁入昆明的第一处居所，在此之前，他们一家还在登仕街居住过。从成春堂医书手札中的另一篇文献《聂家典让秧田的文契》可知，光绪三十年（1904年），成春堂已经迁往甬道街。因此说，聂家租住登仕街的时间应该在1902年至1904年之间。

由于观点众多且缺乏文献支撑，在陈泰敏发现成春堂医书手札之前，国内权威的现代音乐史专家汪毓和、向延生等在编写聂耳的年谱时都淡化了聂家早期迁居省城的历史细节，实乃一大憾事。

更为遗憾的是，在近几年出版的几部聂耳传记中，聂家在省城的这段迁居史完全被搞混了。比如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郭艳红编著的《中小学课本里的名人传记丛书·聂耳》一书这样表述：“早在1902年，聂鸿仪就带着妻子彭寂宽和孩子，从玉溪到昆明，谋求进一步发展。他们先是在端仕街44号租房开医馆，取名‘成春堂’，既问诊看病，又开方配药。不久，因为此处稍背一些，他们就搬到了甬道街72号……”吴宝璋所著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也有相似的表述，即聂家在昆明城的第一次搬家是从“端仕街44号”迁往“甬道街72号”。

“登仕街”是聂鸿仪白纸黑字亲笔记录下来的，应该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其余几条街道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当然，我们还可以在昆明的地方志中找到有力的佐证。查阅刊印于清代光绪二十七年的《昆明县志》，记者找到了一张晚清昆明老城的街巷图，在这张地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布政使署和按察使署以南的一条东西横街即“登仕街”。同一张地图中，并没有出现“端仕街”。这部县志刊印于1901年，与聂耳一家迁往省城的时间相隔仅一年，因而是可信的。

可以推测，聂家第二次搬家，是从新兴州城鲁贤祠街迁往省城昆明的登仕街。至于登仕街与端仕街为何不可能是同一条街这个问题，记者将在下一个专题中进行分析、阐释。(玉溪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传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