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市红塔区聂耳广场 潘泉 摄

□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理论学习中心组

列宁曾这样赞扬《国际歌》的影响力：“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可以这样自信地说：一个中国公民，不论他身处何地，不论生活的际遇把他带向何处，不论他是立身祖国大地，还是置身异国他乡，只要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就会油然而生无比振奋的民族自豪感，无比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唤起这种民族自信的时代先驱之一，就是国之歌者——聂耳。

席卷时代的喇叭手

1912年2月14日，聂耳出生于云南昆明市甬道街，1927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8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3年经田汉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聂耳很早就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礼，并将此贯穿于自己一生的学习工作中，形成了具有崇高革命理想的实践观、艺术观和世界观。聂耳在中学时代就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他在1931年的日记中写道：“不论你从哪条路上跑，你的哲学基础不稳，终于是难得走通的。”“新的脑子要装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道上发达。”1932年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碍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的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实。”聂耳在其艺术实践中践行了“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

在崇高志向的指引下，聂耳将自己的创作热情播撒到火热的生活实践中。他先后在上海的云丰申庄、明月歌舞剧社、联华影业公司、百代唱片公司等处，一边艰辛谋生，一边全身心投入音乐创作之中。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聂耳还在多部影片、戏剧中扮演过账房先生、小提琴手、小商贩、医生、矿工、船夫等多种角色。《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曾评价说：“聂耳身上那热情、勇敢、富于朝气的劲头，像野火一般，火到哪儿，哪儿便燃烧起来。”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千百万人民出生入死的革命斗争的巨浪激荡下，聂耳先后创作了近40首耳熟能详的群众歌曲，鼓舞亿万人民“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聂耳不仅自身具有极高的音乐天赋，在其音乐的成长道路上也博采百花酿新蜜。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民间音乐，尤其是玉溪花灯、洞经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都成为了聂耳学习和创作的土壤。他在10岁时就向邻居的一位木匠学会了吹笛子，中学时参演的话剧、小品、口技等表演惟妙惟肖，成年后二胡、三弦、月琴、小提琴、吉他等乐器无所不通。由于长期苦练小提琴，他的手指和压琴的下巴磨出了厚厚的老茧。1933年5月聂耳在日记中写道：“什么是中国的新兴音乐？这是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音乐和其它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的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的态度。”由他编曲的民乐合奏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山国情侣》《一个女明星》等音乐分别借鉴了洞经音乐、蒙古族民歌、玉溪花灯等音乐元素。他使古老的民乐发出了明快的新声，音乐理论家李业道在《聂耳的创造》中提出：“聂耳的作品不是民歌，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民歌。他的创作像我们家乡池塘边常有的‘三月花’那样，似乎是从沃土天然而出。”“聂耳的作品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他很好地吸收了民间音乐，而且在于他吸收民间音乐之后的新的创造。”

聂耳将自己的音乐创作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大众生活中，立志成为人民的歌者。1933年，在由田汉编剧的电影《母性之光》中，聂耳创作了第一首电影社会歌曲《开矿歌》：“我们在流血汗，人家在兜风凉；我们在饿肚皮，人家在厌高粱；我们终年看不到太阳，人家还嫌水银灯不够亮……”《中国电影发展史》后期评论：“聂耳以蓬勃的朝气，激昂的旋律，出色地表达了工人阶段的精神气质”。“《开矿歌》开创了我国上世纪三十年代革命电影歌曲的先声。”聂耳在上海云丰申庄当店员时，曾住在黄浦江的码头旁，时常听到码头工人的劳动号子。他在日记中记录道：“一个群众的吼声震荡着我的心灵，它是苦力们的呻吟、怒吼！我预备以此动机作一曲”。

在与工友们闲聊时，他唱起了《大路歌》，歌声里隐隐有千军万马在烟尘滚滚中呐喊、似有地火自地壳深处奔涌而上。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的插曲《铁蹄下的歌女》，“比原诗更哀婉、更悲怆、更有色彩、更抒情和富有诗意。”作家林蒂赞誉道：“聂耳是挟着群众的怒吼在时代的舞台上出现的”。“他唱出大众的不幸，他歌颂着大众的伟力”。“他的出现，正是一个在前夜中报晓的喇叭手——我们时代的喇叭手！”《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进行曲》等的问世，正如作家张天虚肯定的“一个比一个尖锐，一个比一个有力的调子，像他一天天的进步样，一天天地流行起来，由都会到乡村，大学堂到幼稚园”，进而“确立了新兴音乐的基础，打开了新兴音乐的途径”。聂耳，无愧于席卷时代的喇叭手。

唤醒国魂的时代鼙鼓

作曲家瞿维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人民的英勇形象都没有来得及在音乐作品中得到反映，从聂耳起才开始解决这一重大的历史任务。”“在中国乐坛上只能是聂耳而不是别的人，揭开了革命音乐史的第一页。”

九一八事变震耳的炮声，一·二八事变战火蔓延，民族危难，叩击着聂耳用音乐呼喊的创作激情。他以革命音乐家的战斗姿态，同爱国音乐家一起，响应党“到工厂、到农村、到战场上、到被压迫群众当中去”的号召，谱写出一曲曲风云激荡的救亡战歌。聂耳立志“要写一首中国的《马赛曲》”。1935年，田汉决定创作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刚写出故事梗概和歌词就不幸被捕。夏衍接替续写完剧本后，将歌词交给聂耳，聂耳激动地说：“作曲交给我吧，我干！”他把对国家、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热爱，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凝结于音符曲调中，创作出时代的最强音——《义勇军进行曲》。

“同声若鼓瑟，合韵似鸣琴”，聂耳与田汉的同声合韵谱就了鼓舞全民抗战的黄钟大吕。聂耳在其自述中写道：“我写这首曲子的时候，感情很激动，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绪里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一气呵成，两夜工夫就写好了。”他对《风云儿女》影片的导演许幸之说：“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并向我下逐客令，我只好再三向她表示对不起，最后她才息了怒。”这支闪烁着战斗光芒的革命歌曲，以奔放豪迈的革命热情，高亢激昂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群众传唱度，唱出了当时民族危机的深重，唱出了团结战斗的意志，唱出了时代的声音、人民的声音。楚图南赞誉道：聂耳是“伟大的青年作曲家！伟大的中国的时代的歌手！……一个崭新的幼年的狮子，他的一声咆哮，叫出了中国人民反抗的呼声，唤起中华民族的新生和前进”。《义勇军进行曲》不啻于警梦醒寐之钟、起衰振隳之鼓，鼓舞亿万民众知耻知惧，竞奋图存。

作为无产阶级音乐家，聂耳在革命实践中具有与人民同心、拯民于难的历史自觉。在那个“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的时代，他提出艺术创作“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主张进步的音乐家要深入工农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他曾说：“你不听见在这地球上，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正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历史自觉，聂耳把人民大众作为艺术表现的主要对象予以热情的歌颂和赞扬，创作出一系列具有人民性的歌曲。1938年楚图南在《聂耳何以是伟大的》一文中指出：“他开始了他的火与力的歌唱，开始了最先的，最勇猛的被压迫者的劳苦大众，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的呼声。”这些歌曲使聂耳所反映的中国无产阶级形象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和新的社会的缔造者。田汉在《聂耳胜利的道路》一文中说：“聂耳的作曲之所以如此迅速受到人民的欢迎，首先是他有饱满的政治热情，他不是为作曲而作曲，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人民的中间，喊出了他们的愤怒和要求。他的创作方法是把革命的世界观和进步的创作方法结合得很紧的，这也正是他艺术创作无往不胜的道路。”

始终站在人民群众中间让聂耳具有勇于斗争的历史主动。在不断的斗争和思考中，聂耳对民族生存、国家兴亡与艺术创作的认识日渐深入。1932年，聂耳发表了系列革命现实主义观点的艺术评论文章，对社会音乐歌舞现状提出批判。聂耳以“黑天使”署名，在《中国歌舞短论》中以革命者的勇气投入这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同资产阶级歌舞艺术“两种思想”的论战。批评当时歌舞艺术的“香艳肉感”，指出“今后的歌舞，如果仍是为歌舞而歌舞，那么，根本莫想踏上艺术之途！”“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他在上海《电影艺术》上发表文章，希望有的电影导演“在以后的作品里不要再做麻醉群众阶级意识的工具”。对于影片《人道》，他认为“全剧始终是在个人的地位来描写”，“失了灾民全体的灵魂以及整个欲求”。在上海《时报》副刊上发表的《对教育电影协会随便谈谈问问》一文中，他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再也没有一点力量给劳苦大众作半点不平的呼应”，“电影是一般所公认的社会教育的一种，然而，我们试回顾一下我们所能看到的影片，它究竟给予我们的教育是什么”。聂耳希望通过思想的交锋使“这种斗争尽量地扩大起来，因为没有斗争是不会进步的。我要起来挑战也就是想由这种斗争找出一条歌舞的新路来”。

新音乐运动的“开路先锋”

音乐家吕骥说：聂耳“是音乐界最初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曲家。”田汉说：“聂耳、冼星海和许多先烈已经在音乐创作上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胜利的康庄大道！”冼星海称聂耳是“新兴音乐的创作者，利用民谣形式加上新内容的第一人”。他创作了划时代的音乐作品，开辟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革命音乐的新时代。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在雪夜里率先觉醒，在黑暗中擎起明灯。聂耳用为时代而歌的常行不休的开拓精神完成了革命和音乐互为表里的双重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他是中国新兴音乐的奠基者，赋予新兴音乐革命性意义。聂耳的友人伊文于1935年10月撰文指出：“我们认识了新兴音乐的革命性，更认识了中华民族在世界革命的一定阶段上的伟大意义。”原因在于，他“能以最深刻的眼光去分析批评中国现在的乐坛，能从极贫困的生活里锻炼出成熟的音乐技巧，能站在最前线去领导中国的新兴乐坛。”日本进步戏剧家、儿童文学家秋田雨雀说：聂耳“是第一个成功地为中国工人阶级写作歌曲的作家，他不是出于对工人阶级的怜悯和同情，而是出于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他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先驱者，而且是亚洲解放之声的号手”。音乐理论家李业道在《聂耳的创造》称：“为了表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他创造了符合群众前进步伐的明快有力的节奏；创造了像炮弹一样向敌人猛轰的冲击性旋律；创造了坚决勇敢的示威呼喊；创造了刚毅有力的团结号召。”通过他的思想认识和艺术升华，极大提升了自身音乐的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影响力、传播力，成为一代新风的开拓者。

聂耳用音乐奏响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呼声”。聂耳恰似鲁迅期待的于无声处的惊雷，第一次用音乐“代替大众的呐喊”，尤其是《义勇军进行曲》所包含的世界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意义，而聂耳这个名字也伴随《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音韵载入史册。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这一首承载中华民族苦难史、忧患史、团结史、奋进史的战歌、军歌，在这一刻获得了全新的生命意义，成为坚不可摧、不可逾越、前所未有的精神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