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肖像。

聂耳（左一）与同乡友人张天虚（左二）等在东京，蹲者为聂耳的家庭日语教师渡边妙子。

中国留学生1935年12月31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聂耳纪念集》（编辑为张天虚、蒲风，封面木刻作者为黄新波）。

□  崎松

1935年4月15日早上8点，上海汇山码头的行人中，走来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他手里提着一只旧箱子，正和众多旅客一起向停在码头的日本“长崎丸”走去，没有任何人为他送行。三声汽笛响过之后，轮船开动了。

四个“三月计划”

船开动不久，穿着制服的日本检查人员来了，开始逐个检查证件。当他问到坐在一只旧箱子上的青年人时，小伙子递给他一张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证书，上面写着“聂守信”，籍贯云南玉溪，18岁毕业，发证时间是1930年8月。检查人员翻看后，没有问什么话，把毕业证退还聂守信，就算通过了。当时出国就这么简单。4月16日轮船到达日本长崎，17日下午到达神户，18日上午聂耳就顺利到达了东京。日本首都处处盛开的樱花，像是在欢迎这位青年音乐家的到来。

那时，聂耳是中共地下党员，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已经上了敌人的黑名单，所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由日本转道法国巴黎，最后到苏联莫斯科进行考察与创作。为躲避国民党的盘查，他放出风去：要去日本大阪协助他三哥做牛皮生意。其实，聂耳的三哥早已回到昆明，并不在日本，也是为了减少麻烦，上船时他特意不让人去码头送行。

去日本之前，聂耳就为自己的学习定了四个“三月计划”。

第一个“三月计划”重点是突破语言关，同时进行社会调查，结识日本文化界进步人士，加强与本国左翼留日学生的联系，开拓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为开辟中国新音乐道路而奋斗；第二个“三月计划”是坚持参加各项活动的同时，努力提高日文的读写能力，加强音乐艺术修养；第三个“三月计划”是开始翻译和创作音乐作品；第四个“三月计划”是俄文学习，整理作品，准备欧游。

1935年5月，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片《风云儿女》内外景即将完成，已进入后期的录音工作。导演和制版人都在眼巴巴地盼望着聂耳把他谱写的主题歌从日本寄回去。这首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聂耳在国内已经谱写了初稿，并征询了一部分同志的意见，正准备进行认真细致的修改之际，他就仓促出国了。到日本住下来，生活学习有了着落后，聂耳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修改作品，按时把最后定稿的《义勇军进行曲》用挂号信寄回上海电通公司。就是这首歌，随着影片的上映唱遍了大江南北，给抗日战争中的祖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新中国成立后，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此外，还有电影《新女性》的主题歌《新的女性》，也是聂耳在日本期间，通过信件交往，与吕骥同志共同探讨、推敲，最后定稿才从邮局寄回上海的。

蒲风和张天虚

到了日本后，聂耳与在国内早已相识的朋友和云南老乡一起租住在东京市神保町二町目十二番地，房东是一名从美国学习回来的高级裁缝，名叫尾原胜次。房东的妹妹渡边妙子有30多岁，是小学教员。聂耳请她当会话教员，每天学一小时，每月学费5元。同时，聂耳又买了一部旧的收音机，天天收听日本音乐和日语广播。这种学习方式，每天坚持四个小时，雷打不动。此外，就是练习小提琴和搞社会调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青年诗人蒲风是在上海时与聂耳相识的，两人同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比聂耳大一岁。1934年聂耳作曲、导演、主演，田汉创作的新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其中的《码头工人歌》《打砖歌》《打桩歌》就是蒲风作的词，他比聂耳早一年到了日本。在东京见到聂耳后，蒲风十分高兴，立即通知在东京的朋友每人出一点钱，组织聚餐会欢迎聂耳。到会的人有40多个，蒲风向诗友们介绍了聂耳后，请他谈了《大路歌》《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情况，使留日的中国学生受到了很大鼓舞。

6月2日，聂耳应邀在东京中华青年会馆举行的第五次艺术界聚餐会上作报告。他讲的题目是《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后来，蒲风在回忆录中写道：“虽然，他的报告足足过了两个钟头，而且那时大家都在半饿中。他的口音是那么清晰，对于抓住听众的关心方向，他又那样的机警。尤其是说到中国新兴音乐方面，他一方抨击靡靡之音的黎锦晖，一方又力说《渔光曲》之不足为仿，是《孟姜女寻夫》的旧调子的发展。”后来，聂耳还介绍了自己作曲的《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等，他一边演讲一边把这些歌唱给大家听。每唱完一首，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全都忘记了聚餐时间早已超过。

当时，聂耳昆明籍的好友张天虚也在日本。张天虚是一位作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47万字的长篇小说《铁轮》由郭沫若作序，在左联旅日成员创办的刊物《东流》上连载，同时，他也是该刊的编辑。在东京，张天虚参演了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

由于有不少新老朋友的关爱，聂耳在日本的学习考察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在短时间内就结识了秋田雨雀、滨田实弘等许多文学艺术界的进步人士。通过这些日本艺术家，聂耳与东京新协剧团、新筑地剧团等文艺团体建立了联系，常去观看他们排练与演出，还调查了他们所在剧场的设施、设备和组织领导、创作与观众情况。

一个朝鲜朋友

聂耳在日本的三个月，从来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星期天，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他总是不知疲倦、满腔热情地学习、工作，不断地散布着革命文艺的种子。在这段时间里，他观摩过的音乐演出有著名的日本交响乐演奏、古典歌剧《蝴蝶夫人》、美籍波兰钢琴家阿尔图尔·鲁宾斯坦的音乐会、俄国小提琴家艾弗连·津巴斯特的音乐会、大学生的文艺汇演等。甚至一些业余的儿童歌舞晚会，只要能抽出时间来，他也要去观看。回到住处，他还要连夜记日记、写评论，并先后从东京寄了《日本影坛一角》《法国影坛》《苏联影坛》等多篇评论文章到上海的文艺刊物上发表。

7月7日，聂耳在日记中写道：“老陶介绍一个朝鲜朋友给我（李相南），他是日本著名照相家远近雄的门生。虽然是朝鲜籍，但因在日已八年多，简直和日本人一样。我们虽是第一次见面，已经和故友一样，毫无拘泥地玩着、笑着。到新桥划船的时候，我们谈到了满洲、哈尔滨、朝鲜的旅行计划，我觉得我的日语有些进步了。以后还应该抓住这一类经常的关系。”当时，李相南是新协剧团照明部（灯光组）主任。后来，聂耳还向他学会一些朝鲜话，学会唱两首朝鲜原汁原味的民歌。

为了更直接地调查日本基层社会和剧团的演出情况，聂耳应邀参加新协剧团去大阪、神户、东京等地的巡回公演。在剧团大队人马出发之前，聂耳与李相南两人相约，先到沿途游览一下风景名胜地，然后再按时赶去与剧团全体人员汇合。

7月9日，他俩从东京起程，经过横滨到达了神奈川县的藤泽，住到了日本朋友滨田实弘家里。7月10日晚上，聂耳在日记中写道：“乘公共汽车（六分）到鹄沼海滨，这儿的海岸似乎比江之岛多些，人也不少，花布伞、花布篷的点缀，海岸显得更美好了……我在一个比较人少的地方，坐下换游泳衣，第一次尝到日本海水。”7月14日，他们又一起去游泳，回来后，他在日记中记道：“今日跳浪运动比较进步了，下水三次，日光浴三次，皮肤晒得通红。”

不幸遇难

据滨田实弘先生介绍，1935年7月17日下午2点，与聂耳一同从他家出发去鹄沼海滨游泳的除了他还有另外三个人，即朝鲜的小伙子李相南、滨田的姐姐和她九岁的儿子厚。当天的风浪比较大，但也有一些学生在那里游泳。

下水后，李相南一个人游向一方，聂耳在水深齐胸的另一方独自跳浪。滨田的姐姐领着她儿子在水很浅的海边游玩。下午3点多，滨田的姐姐和小外甥上岸后找到了李相南，问他聂耳上岸没有？李相南说他也没有见着。于是他们便分头去寻找。滨田的姐姐在岸上找，李相南再次下水游到海面上去找，直到下午6点多，海水涨潮时，都没有找到聂耳的踪影。这时，他们才不得不向驻海滨的警务所报了案。

7月18日早上，滨田的家人和李相南再次到海滨退潮后的海滩上去寻找聂耳，同样没有结果。中午11点左右，他们回到家里时警察打来电话说，有个青年人的尸体已经打捞上岸，让他们去认认看。他们赶去海滨时，警察说是在离海边30米左右的一条沟里打捞到的。看上去聂耳并没有喝多少海水在肚里，仅是从嘴里流着少许的血，头上也留有少许的血痕。当时经法医鉴定，说是窒息而死。

当天，警方打电话到东京，告诉中国国民党驻日本领事馆，叫他们来认领遗体。但是领事馆回答说，聂耳去日本没有经过他们办理任何手续，与他们无关。滨田先生又打电话找到了中国的留日学生，后来大家推举聂耳的好友张天虚从东京赶来认领遗体，当场在鹄沼海滨进行火化，把骨灰带回了东京。

聂耳不幸遇难后，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和各界人士为他开了追悼大会，并且由大家各自捐款，在日本编印出版了一本《聂耳纪念集》。这本书的主编就是青年作家张天虚先生。同年夏末，张天虚和聂耳在日本的亲友玉溪人郑子平（他是聂耳的三哥聂叙伦的老岳父的兄弟）把聂耳的骨灰护送回国，寄存在上海郑易里家中。最后才由聂叙伦到上海去把聂耳的骨灰接回昆明，于1937年10月1日入葬昆明西山。         （本文配图均为崎松提供）